这个时刻,日本开始感觉“上当”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汇率上升到1∶150时,日本经济界被一片恐慌笼罩。日本国会代表团赶往华盛顿拜会美国财长贝克,恳请美方配合日本把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控制在1美元兑180日元的范围。
此时,“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贝克尖锐地回应道:“汇率的水准应由市场来决定。市场上日元升值了,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上还不够努力。你们应该回日本要求自己的政府迅速地采取措施扩大内需。”其意思很露骨:要扭转美日贸易失衡的状况,不是要美国改变经济政策,而应该改变日本的制度。
领到华盛顿“旨意”后,以日本中央银行前总裁前川为首的政策班子起草了一份促进日本从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前川报告”,具体而言有五大要点:扩大内需;转换产业结构;扩大进口并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 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
随着“前川报告”的出台,日本为实现减少贸易顺差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一系列金融宽松措施。由此导致日本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大幅度上升,由1980年代初的8%上升到12%—13%的水平。结果日本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这一局面为日后的日本经济泡沫化创造了宏观环境。
蔡林海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展开的金融自由化。1980年代初,欧美银行在日本开设分行要受到日本金融管制的严格限制,没有一家外国证券公司能够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和高盛等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甚至只能通过香港市场才能和日本做交易。
在美国逼迫日本开发金融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活跃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资金运作专家们急切地希望在日本金融市场中瓜分到大餐。蔡林海介绍说,在美国压力下,封闭保守的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洪水立即横流起来”。欧美投资银行和新入门的日本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些日本企业,都借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的“良机”,争先恐后投入到投机炒作的游戏中来。
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武器
“如果把‘广场协议’的主角换成中国,美国当时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手段与现在对付中国的措施如出一辙。”国内一位知名汇率分析专家告诉《商务周刊》,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措施的效果,“33个月里,当初的日本升值了90%,我们是18%。尽管目前幅度只是日本的1/5,但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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